谁都未曾想到，吴英集资诈骗案二审结果会在1月18日宣布宣判，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浙江高院驳回了被告人吴英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并报最高院复核。

这就是温州债务危机居然可比于欧洲债务危机的原因。为什么?因为旧《刑法》中诈骗罪不适用死刑。

金融垄断问题不会很快改变，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依然是个涉及国家权威的重大政治问题。简单地说，吴英犯的是政治罪而不是经济罪。浙江省是中国民间借贷最发达的地区，民间资本有数万亿的规模。一方面是从国有银行融资难，另一方面是民间融资超过一定数额就是集资诈骗，如此情况下的民营企业还怎么发展?这样的金融环境才是迫使民营企业进行其他诈骗的根本原因，这就难怪中国社会充满了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欺行霸市和作奸犯科了。然而，民间借贷因数额特别巨大而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一说也根本不能成立。

结果，郑乐芬被莫名其妙地安上一个投机倒把罪处死。只要理解了问题的这个本质，沈晓鸣的解释就显然是一种莫须有的狡辩。所以，在慎用死刑成为时代潮流的今天，在很多死刑被改判成死缓的今天，修改死缓与无期徒刑已经变得非常必要了。

改变死刑偏重的局面是要进一步废除某些罪名的死刑，把死刑的罪名限制在暴力犯罪、毒品犯罪、贪腐犯罪等少数罪名上。药家鑫故意杀死一人在陕西法院被判处死刑，李昌奎故意杀死两人并强奸其中一人在云南高院却被判处死缓。所以，未来中国刑法要以终身监禁来取代死缓（同时取代有名无实的无期徒刑），作为某些死刑的替代刑。我们能想象的到，同一个因为暴力犯罪被判处死缓的案件，在一些法官手中可能会被判为限制减刑的死缓，在另一些法官手中可能被判为不限制减刑的死缓。

当那些因暴力犯罪、黑社会犯罪和累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至少要服刑25年时，当那些因暴力犯罪、黑社会犯罪和累犯被判处死缓的罪犯至少要服刑30年时，死缓与死刑之间、无期徒刑与死缓之间都得到有效地衔接，人们对于某些不太严重的故意杀人案改判死缓也就能接受了。如此以来，就会有一些被判处死缓的罪犯，15年（缓刑期的2年+转刑后的13年）就可以刑满出狱。

它还规定，判处无期徒刑的最低执行期限不得低于13年。但是，时间也不宜拖得太长。如果缓刑后转为有期徒刑25年的，不得少于20年。但由于标准模糊，所以，很多法院都理解成少杀，结果把一些罪大恶极本应当判处死刑的罪犯判处了死缓——恰如今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罪大恶极的李昌奎和赛锐都改判成死缓。

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提倡在适用死刑时一定要慎重，可杀可不杀的一定不要杀。但如果死缓与死刑的距离不是那么大——比如死缓后罪犯实际服刑的时间不低于30年，这样就不会激起那么大的反弹。本文要探讨的主题是生刑偏轻的问题，死刑偏重的问题另文探讨。从长远来看，死缓是要取消的，因为它是人治社会下的产物，而且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另外世界上也就我们一个国家有死缓制度。

被判为限制死缓的如果缓刑后转为无期徒刑的，不得少于25年。根据上述理念，在死缓与无期徒刑的问题上，未来的刑法修正案可以在第八次刑法修正案的基础上作如下修改：第一，在刑法上明确规定因暴力犯罪、黑社会犯罪和累犯被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的限制减刑，而不是交由法官来裁决。

第三，无期徒刑在执行2年后转为有期徒刑35年。在慎重适用死刑成为我国司法发展趋势的今天，要想尽可能的少判处死刑又不激起社会义愤而损害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就必须加大自由刑的力度，为此就需要对死缓以及无期徒刑的规定进行修改。

虽然第八次刑法修正案规定了死缓限制减刑两种情况，但是它又将限制减刑的权力交给了法官，由法官来决定是否限制减刑，这就为法官滥用权力埋下了隐患。我们在反思云南高院错误的行为（在死刑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以及在死缓与死刑严重不衔接的情况下试图停止适用死刑）的同时，也要反思立法中的失误。由于死刑与死缓之间是生死之别，所以它的衔接更加重要。第四，限制减刑的死缓在2年缓刑期后转为无期徒刑的，罪犯的实际服刑期限不得低于35年。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就减为有期徒刑25年。1997刑法对于死缓和无期徒刑的实际服刑时间规定很低，无期徒刑最低是10年，死缓最低是12年。

既然无期徒刑实际服刑的最低期限是20年。死刑偏重主要体现为死刑的罪名太多，生刑偏轻主要体现为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数罪并罚偏轻。

不限制减刑的死缓就没有25年或20年的限制，那么被判有不限制减刑的死缓的罪犯，两年后转为无期或者有期徒刑25年，然后还可以减刑。要使死缓与死刑相衔接，必须使判处死缓的罪犯实际服刑的时间尽可能长，为此就必须提高死缓的最低执行期限。

改变生刑偏轻的局面就要进一步提高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实际服刑时间。笔者认为，第八次刑法修正案适用七、八年以后，关于死缓和无期徒刑的规定就可以进行修改。

同时，刑法还应当规定因暴力犯罪、黑社会犯罪和累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者，实际服刑期限不得低于原刑期的2/3。进入专题： 刑罚 。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转为40年有期徒刑。但在短期内，由于惯性的作用，废除死缓不太可能，所以，本文下面的建议暂以死缓的存在作为前提。

第五，无期徒刑的实际服刑时间不得少于20年，限制减刑的无期徒刑实际服刑期限不得低于25年。如有重大立功表现转为有期徒刑30年。

为了使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保持衔接，有期徒刑单项罪名的上限应该从现在的15年提高为20年，数罪并罚的上限从现在的25年提高到40年。实际上，死缓缓刑期后转为无期徒刑和转为有期徒刑25年是一样的，因为无期徒刑实际服刑的最低期限是13年，25年有期徒刑的实际服刑的最低期限也是13年（因为有期徒刑实际服刑的最少期限是原刑期的1/2），这次刑法修改中忽略了这个问题

但如果死缓与死刑的距离不是那么大——比如死缓后罪犯实际服刑的时间不低于30年，这样就不会激起那么大的反弹。进入专题： 刑罚 。

第四，限制减刑的死缓在2年缓刑期后转为无期徒刑的，罪犯的实际服刑期限不得低于35年。如有重大立功表现转为有期徒刑30年。这样，有期徒刑单项罪名的最高刑期（20年）以及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后的最低服刑期限（40年×1/2=20年），正好与无期徒刑的实际服刑最低期限（20年）相衔接。司法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么一个铁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越大，司法公正的目标越难以实现。

根据刑法第八次修正案，判处死缓的，如果在两年缓刑期内没有故意犯罪，就减为无期徒刑。它还规定，判处无期徒刑的最低执行期限不得低于13年。

我国刑罚制度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第二，死缓两年缓刑期之后，转为无期徒刑。

被判为限制死缓的如果缓刑后转为无期徒刑的，不得少于25年。为了和死缓和无期徒刑的修改相适应，有期徒刑也应做修改。